人口学家原新：中国结婚登记人数7连降 怎么看，怎么办？
●作者原新（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
近日，媒体的一则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民政部数据显示，我国结婚登记人数从2013年后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2020年全国结婚登记人数只有813万对，与2013年峰值比较净减少534万对。结婚登记人数7年连降，大幅度减少。
▲2000-2020年中国登记结婚人口数量的变化。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0；民政部，2020年4季度民政统计数据。（作者供图）
从宏观的视野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7连降？
壹/趋势
“结婚人数的递减将成为大趋势，这是人口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我们只能坦然接受”
结婚适龄人口规模逐年减少，是结婚登记人数缩减的基础性因素。回顾历史，我国生育率水平自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快速下降，启动了“少子化”进程，到1991年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09，此后的生育率水平一直在更替水平之下缓慢下降，即便是2013年末和2015年末分别启动的“单独二孩”和“全面两孩”生育政策，在适度宽松的生育政策下生育率水平略有回升，但也只是昙花一现。
▲2006年至2016年期间，我国育龄妇女的平均结婚年龄正在逐步提高。资料来源：贺丹、张许颖、庄亚儿等，2006-2016年中国生育状况报告：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人口研究》2018（6）（作者供图）
而结婚年龄的推迟也是结婚人数减少的重要原因。2019年，我国平均初婚年龄是26.3岁，参照目前我国平均初婚年龄和各年龄段已婚人口比例，我们把平均初婚年龄分别向上、向下延伸3岁，把23-30岁称为结婚高发年龄段。按照联合国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2019版》的数据，2000-2020年期间，23-30岁结婚高发年龄段人口规模的变动轨迹几乎与同期的结婚登记人口规模的变动轨迹一模一样，同增同减，也是经历了先缓慢下降后快速上升，再快速减少的过程。
23-30岁年龄段人口规模，从2000年1.92亿人逐渐缩减至2006年1.56亿人；然后开始增加，2014年达到峰值1.96亿人，比2006年净增加3956万人，增幅为25.3%；这之后23-30岁年龄段人口数量进入下降通道，2020年降至1.58亿人，净减少3788万人，降幅为19.3%，又回到2005年前后的水平。根据预测，未来婚姻高发年龄段的人口规模还将进一步缩减，2035年为1.33亿人，2050年只有1.20亿人，年度结婚人数的递减也将成为大趋势，这是人口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我们只能坦然接受。
▲2000-2020年中国23-30岁结婚高发年龄段人口规模的变化。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2019版（作者供图）
人口发展规律奠定了结婚人数不断减少的演进趋势。当然，结婚是一个社会事件，并不单纯受人口要素的决定，传统婚姻家庭观念正在发生颠覆性变化。
“成家立业”是中国传统社会最为重要的人生标志性事件，但现代年轻人对于“成家”的观念正在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人们已不再普遍认为婚姻是人生的必需选项。对于结婚或不结婚的自主性选择在增强，甚至越来越多地表现为“立业成家”的倒置：先立业、后脱单，婚姻不再成为生活的必选项。在“80后”“90后”甚至即将步入适婚年龄的“00后”中，晚婚、丁克、不婚等现象越来越常见，而社会和家庭的包容度和接受度也在提高，婚姻生活不再是年轻人成年生活的唯一选择。
同时，教育水平提高和女性经济独立也正在降低结婚的欲望。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3年；15岁及以上人口中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比重为35.0%，其中，受过普通高等教育人口占比升至15.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我国已经进入高等教育的普及阶段。教育延迟了结婚年龄，压缩了生命周期的生育空间，改变了许多青年对婚姻和家庭的态度，正式的婚姻生活不再是人生的必然经历，晚婚、不婚、闺蜜、同居、结伴、事实婚姻等成为自由生活方式的多样性选择。
在总人口教育水平大幅度提升的背景下，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同步跨越。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大幅度提升，强化了自身素养和就业能力，使女性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机会，获得了得到高职业声望的就业机会，获得了经济上的自主，也获得了人格上的独立，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更高，向往自由、追求自主、强调独立人格，向往摆脱婚姻中的从属地位，确立了婚姻选择的主动权，一定程度上也动摇了婚姻必要性的传统模式。
贰/焦点
“持续近40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造成超过3000万人规模的‘女性赤字’和等量‘男性盈余’”
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大约是平均每100个女性婴儿对应103-107个男性婴儿。但受综合因素的影响，自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就发现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偏高，2004年甚至达到121.2的峰值。伴随国家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效果显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下降，但至今依然偏高于正常值上限。
持续近40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至少造成了超过3000万人规模的“女性赤字”和等量的“男性盈余”。据推算，目前结婚高发年龄段人群恰恰是出生人口性别比攀升速度和程度最快阶段的“90后”，年度出生婴儿的“女性赤字”超过100万人，导致在适婚年龄段存在庞大的“男性盈余”现象。尽管他们有着强烈的成家意愿，但是在国内先天性的缺失与之相匹配的女性适婚群体，其中的极小部分人群不得不想方设法迎娶国外的新娘，如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地，但是杯水车薪，难以根本性解决总量高达3000万的“女性赤字”。本质上，“男性盈余”是他们的父母在重男轻女思想左右下进行胎儿性别选择的结果，而失去结婚机会的痛苦只能由被选择的人群在成年以后来承担。
与“剩男”问题同时存在的还有“剩女”问题。如果说“剩男”是由于长期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造成的成年期人口性别不匹配而导致男性被迫失去结婚机会的话，“剩女”则是她们主动放弃婚姻，自我选择不结婚的主动行为。经验证实，“剩男”一般沉淀于社会阶层的低层，与低收入、低学历、低职业等相对应，而“剩女”一般存在于社会阶层的上层，与高学历、高收入、高职业声望等对应，这两个阶层基本不会相交。由于我国的婚姻匹配主要是同质匹配和向下匹配，高位“剩女”和低位“剩男”在婚姻市场的错位，均是婚姻市场上的弱者，加剧了近些年结婚人数下滑的现象。
我国常住人口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60.6%，其中2.4亿人的流动人口是推高城市化水平提升的重要力量。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城市经济发达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代年轻人的婚姻选择。中国的流动人口总量占全国人口的18%，具有典型的“三八”特点：八成以上的流动人口来自农村，八成以上的流动人口进入城镇，八成以上的流动人口是青壮年劳动力，多处于适婚年龄段。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在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推高了生活成本，加剧了市场竞争，增加了劳动力的流动性。
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结婚现象反倒走低，这在全球都是一种趋势。青壮年男性更倾向于向发达城市地区流动，城市聚集了大量的流动优秀青年，由于成长背景、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差异，特别是高昂的房价以及生活成本，他们既难以在流入地寻找结婚对象，又受到城市文化的熏陶，难以再回到流出地农村结婚成家，处在两难的婚姻选择当中，很多人只能不断推迟结婚，甚至被迫选择不结婚。
叁/思考
“结婚是家事也是国事，我们的社会应该为年轻人创造更好的婚育条件”
当然，新冠疫情、数字化普及、婚姻恐慌等也可作为综合因素。去年疫情肆虐期间，婚姻登记部门等服务窗口单位临时性关闭、公共场所停止营业、婚礼婚庆的场所停业、酒店歇业、国内外旅游市场基本封闭，想结婚的人不能正常登记，该结婚的人不能正常举办庆典，直接影响到结婚登记和婚庆活动，结婚登记人数少也在情理之中。
而从近些年的婚姻登记数据能看到，离婚人数呈现逐年增加趋势，1995年超过100万对，2007年越过200万对，2012年跨越300万对，2016年升至400万对以上，2019年达到470万对，离婚的绝对量不断增加，每增加百万的周期缩短；以此同时，离婚结婚比（结婚对数=100），2000年为14.3，2010年升至21.6，2019年达到50.7，婚姻似乎变得越来越脆弱。有些家庭甚至为饭后谁洗碗、谁倒垃圾等小事就能够离婚。在每年的结婚登记中，初婚比例也逐年下降，婚姻不稳定性产生一定“示范效应”，吓住了一部分年轻人。
此外，数字化和智慧化生活也带来了人际沟通能力弱化的“副作用”。我国现有网民9.9亿人，其中20-39岁年龄段网民占网民总量的38.3%，手机、平板、电脑等数字化设备俨然成为现代年轻人身体的组成部分、生活的必备。万物互通已经深深嵌入到年轻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人们活跃于线上云端，但沉默于见面交流，面对面的沟通能力退化，卿卿我我的恋爱能力弱化。秀场式的相亲、父母亲代理相亲、虚拟婚介等成为大家热捧的恋爱方式，但双方缺乏交流、缺乏信任，又何来婚恋？
……
站在整体社会和社会发展的视野，结婚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还是社会整体和社会进步的组成部分。对年轻人的婚姻，一方面，从现实出发，尊重多元化、多样化、个性化的个人选择，给予年轻人选择的自由和空间，对推迟结婚、事实婚姻、不结婚、二人世界等婚姻形式给予更多宽容，理解他们、包容他们。另一方面，家庭、社会和国家也应当对年轻人加以正确引导，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婚姻观和家庭观，建立健康的亲密关系，以及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为年轻人创造更好的婚育条件。
编辑赵瑜